1956年我高中畢業，時值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四市分別成立中醫學院并開始招生，按照當時全國統一高考計劃，我報名應試，幸運地被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簡稱“北中醫”)錄取，歷經6年寒窗苦讀，于1962年順利畢業。這兩張照片，分別記錄了1956年北中醫開學典禮及第一屆學生上課時的場景。睹物思人，憶及往事，仍覺那是一段流金歲月。

1956年，時任衛生部部長助理郭子化在北京中醫學院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

北中醫第一屆學生在簡陋的教室里上課。

　　“我就是要學中醫”

　　1956年是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的一年，是我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也是北中醫正式成立并開始招生的一年。時值第一個國家五年計劃，百廢待舉，青年學生大都爭先恐后地報考工科類院校，以求將來為祖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我們高中百余人畢業，有四個人報考醫藥學專業，只有我一人報考了中醫。

　　我學中醫的真正原因，一是我母親因外傷感染破傷風被庸醫誤治而早逝;二是我自己患了面神經麻痹，東奔西跑治療了一年卻毫無進展，乃下決心要學醫。那時并沒有更多的雄心壯志，只是覺得學醫能治病，不僅自己方便，還能救人助人。至于為什么選擇學中醫而非西醫，大概與小時候家門口掛著的鄉人贈送給曾祖父的“佩德神醫”匾額以及常去隔壁中藥鋪認中藥等經歷有關，潛移默化中更相信中醫。

　　誰知中醫專業要到五一以后才能知曉可否報考，我只好耐心等待。但內心也有矛盾，同班同學都已報名，甚至規劃著自己的未來，我卻沒有著落，不免有點焦躁，但要報考中醫專業的決心未曾動搖。五一剛過，可以正式報名的通知下達，我立馬把中醫學填報為第一志愿。經過全國統一高考，我終于被北中醫錄取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我接到北中醫錄取通知書時，我的高中班主任陳唯竇老師操著標準的東北口音，十分不解地打趣道：“王世民考上漢醫(中醫)啦!要去學漢醫了。”是的，我就是要去學中醫，這是我內心的堅定回應。

　　北中醫初創環境艱難

　　1956年9月1日的北京，艷陽高照，我興高采烈地到北中醫報到。迎接我的正是先期報到的陳連起同學，他把我領到了北京東城區北門倉胡同里的北京市中醫進修學校，也就是北中醫最初的辦學地點。

　　9月3日下午，就在這個小樓的底層門庭里舉行了北京中醫學院成立暨開學典禮，時任衛生部部長助理郭子化、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等出席典禮并講話。當時的典禮很簡單，只有剛入學的新生一百余人和幾位老師，簡單的講話后便正式開啟了我們的大學生活。在相當簡陋的環境條件下，開始了我們讀書論道的日子。

　　由于學校的成立和招生都很倉促，所以建校最初只能借住在北門倉北京市中醫進修學校，那是一個共享的五層小樓，五層屬于當時的《中蘇友好報》社，四層以下才屬于北中醫。一層是廚房、食堂和北京市中醫進修學校的門診部，二三層是學生宿舍和教室，三層是老師們的辦公室。120多個學生分別住在三四間大房間里，真可謂朝夕相處，當時的條件就是這般簡陋，所以有人自嘲“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雖然當時辦學條件差，但生活還算便利。食堂的飯菜花樣不少，也很可口，衛生也搞得干凈，樓里24小時有熱水供應，冬天宿舍里也還暖和，吃飯、上課都不用出樓。

　　建校之初條件難能令人滿意，最初只有四位中醫老師，即張志純、方鳴謙、欒志仁、劉渡舟。除張志純外，其他三位都是在京開業行醫，都未從事過中醫教學工作，又沒有現成的教材，老師們只能自己編寫，然后刻版油印成單篇的講義，上課前發到學生手里。當時也沒有大的教室，只得分成甲、乙兩個小班上課，同一時間兩位老師分別給兩個班講同一門課。

　　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初上課的時候教室沒有桌椅，每人發個小馬扎當座椅，雙膝當桌子。就這樣開始了中醫的學習，時間不長，大家意見就多起來了。因為我們這個年級的學生來自“三北”(華北、東北、西北)的不同生源背景，有高中畢業的，還有不少“調干生”。據說當年高校的招生額度大于當年的高中畢業生人數，因此為了舉國發展的大好形勢，招生計劃就有了“調干生”，即準許抽調部分衛生界的青年干部以及中專衛校畢業的青年中醫報考(不參加全國高考，單獨考試)。我們班123人中有調干生30人，衛校畢業生17人，青年中醫6人，合計53人，占總人數近一半。

　　調干生一般年紀較大，有的已成家立業，甚至帶著上幼兒園的小孩來學習，真是夠辛苦的。入學不到一年，部分調干生感覺北京市中醫進修學校小樓里條件太差了，很多問題有待解決，要求改善的呼聲甚高，當時的院領導也無能為力。后來才知道其中有幾位同學聯名上書黨中央、國務院、衛生部，隨之而來的是聽到擬遷校于南京，還要成立“執委會”等消息。學校也確實宣布準備遷往南京，給我們做過“動員”。據說此事鬧大了，周總理親自過問和處理后指示“立即復課，就地建學”，如是大家才安下心來。

　　很快北中醫校址的選擇以及教師、行政領導等聘選任命等很多問題被一一提上日程并付諸行動。隨即相應的指示便下達了，首先將緊靠北京市中醫進修學校西側的小院劃歸了北中醫，以解燃眉之急。這個院子雖然不大，但有幾棟舊房子，北中醫有了屬于自己的房產。繼之就在這個小院蓋了大教室，修繕了一些辦公室和教工宿舍，也為1957級新生的入學做好了準備。

　　喬遷新址建校區

　　大約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有關部門商定，將中國人民大學海運倉校區轉讓給北中醫，北中醫將其基建用地錢款撥給中國人民大學。就這樣，北中醫落腳到海運倉了。

　　海運倉校區不僅面積較大，還有一個大操場和足球場，當時這在北京城區內高校里是少有的。據說這個大院在新中國成立前是朝陽大學的舊址，原有的建筑多種多樣，有倉庫、小四合院，還有漂亮的小灰樓，以及后來中國人民大學時期的紅磚五層學生宿舍。在大院的西南角有兩棟學生宿舍，坐西向東，一個是平房，一個是二層小樓，內部結構都一樣。宿舍房屋的布局很特別，水泥地面，每層分成若干個單元，呈六角形蜂窩狀，每個“蜂窩”由六個房間組成，冬季在“蜂窩”的中間放個大鐵爐子取暖，每室住6人。平房和樓房我都住過，房內沒有衛生間。我一直在這里住到畢業，現在這些房子早已被拆除。

　　北中醫遷入海運倉校區后，先后大興土木，不僅有了新的教學樓、實驗室，原先的食堂、學生宿舍等也煥然一新。1959年國慶節，一棟12層的大白樓拔地而起，成為東直門內的標志性建筑。大約從1958年起，蘇聯及朝鮮、越南等地留學生也來到這個大院，專門研讀中醫、中藥和針灸學等專業。“文化大革命”后，北中醫才搬遷到和平里原河北北京師范學院的舊址，即今日的北三環東路11號。而海運倉的大院現在則是中國中醫科學院和北中醫東直門醫院的所在地了。

　　大體上與此同時，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的王玉川、董建華、程莘農、顏正華、楊甲三、印會河、王綿之、汪幼人、劉弼臣、程士德、王子瑜、許潤三、施漢章、姜揖君、孫華士、戈敬恒、席與民、王德林、黃廷佐、金起鳳、濮秉銓、周汶、陳佑邦等老師被調入北中醫。同時還將衛生部名老中醫顧問秦伯未調到學院任教，并相繼聘請任應秋、宋向元、余無言、陳慎吾、錢達根、謝海洲、馬龍伯、宋孝志等名老中醫作為相關學科的帶頭人或兼職教師，為北中醫中醫基礎與臨床各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后來隨著黃開云、黃世燮、祝諶予、于道濟等人的調入和任職，北中醫的黨政領導，特別是教學和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很大提升。衛生部還相繼從沈陽醫學院(以下簡稱“沈醫”，現中國醫科大學)調來了西醫基礎課和普通基礎課老師，包括鞏固本、劉國隆、邱樹華等。就連生物課的課本、生物標本以及解剖用的“大體”，都是由沈醫支援的。應該說沈醫在西醫教學方面對北中醫貢獻最大，這是我們北中醫人不應忘懷的。

　　此外，北中醫還先后分兩批從浙江杭州護校、四川萬縣護校調入護士約50人，從北京市和衛生部直屬醫學院調進不少知名中醫和西學中的老師，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四川醫學院(現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第二軍醫大學的部分老師也被調入北中醫。到1960年，北中醫基本建成醫藥并舉、學科完善、中西兼顧的師資隊伍。

　　流金歲月師恩難忘

　　前已述及北中醫建學之初條件簡陋，加上深奧難懂的中醫名詞術語如陰陽五行、五臟六腑、氣血津液，還有半表半里證用小柴胡湯等知識點，使我們這些沒有醫學基礎的“高中生”聽得昏頭昏腦。后來通過小組討論，有中醫基礎和臨床經驗的同學給我們詳加解說，彼此之間反復討論、交流，還真的受益匪淺。

　　張志純老師講課很生動，他說自己學中醫是“自鉆”的，可能沒有得到多少師傳，但研究深入，真有所得，并可用簡潔語言講解通透。張老師個子不高，留著小胡子，衣冠整潔，上課時穿著白大衣筆直地站在講臺上，聲音略嘶啞，但句句入耳。他將《傷寒論》中的方證編成順口溜，讓人念一遍就記住了，臨床還有助于辨證選方遣藥，如“大陷胸湯大結胸，推胸至腹滿急痛，硝黃甘遂實熱證”“小陷胸湯小結胸，黃連半夏瓜蔞容”，張老師常常用手在胸前比畫著背誦。

　　張老師對中藥也有獨特的見解，提出中藥的“五行三素”論，并堅信若干年后也會被人們認識和接受。此言確實如此，他講的這個觀點大體上就是現在人們熱議的“藥象學”研究，就我所知僅《中國中醫藥報》從2006年到2009年至少有七篇文章是有關此論的研究報道。

　　講傷寒課的還有鼎鼎大名的劉渡舟老師。劉老師講課帶著濃重的東北口音，講得非常生動活潑，多能結合臨床實踐。我能得到劉老師真正耳提面命的教誨，那是畢業后的事了。1962年我畢業后被分配到山西省中醫研究所(現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翌年暑假，劉老師帶領10余位北中醫的同學來我院進行畢業實習。限于當時的條件，劉老師和我們基本上是同吃同住，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我也因此再次受到了劉老師的親炙。

　　劉老師研究《傷寒論》有真功夫，深入奧堂，確有所得，特別是對書中方劑的分析別有見地。他給我講旋覆花代赭石湯，強調其方證病機是“中虛胃寒”，而方中代赭石性寒，用量不宜大，不然反傷胃氣，同時生姜的用量要大一些才對。為了記住這個特點，我就編了個順口溜——“旋覆代赭人參草，重用生姜溫胃好”。我在臨床用蘇子降氣湯治療老年人大便困難證屬“氣秘”者，也得到了劉老師的指點。

　　還有我根據秦伯未老師的思路寫了一篇小文叫《黃芪建中湯治療潰瘍病臨證一得》，在該文的討論中沒有指出該方的基礎方桂枝湯的深層蘊意，劉老親筆修改，并加上對基礎方桂枝湯的深層闡釋，他說：“桂枝湯的調和營衛是在調和脾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此推論桂枝湯的調和營衛乃其末，調和脾胃是其本，發汗解肌是其末，鼓舞中氣使谷精內充，揆度陰陽的運行是其本。”這不僅道出了桂枝湯治療太陽病表虛證的真諦，也補充了小建中湯、黃芪建中湯功專溫中補虛、緩急止痛的本質所在。再如我1964年發表在《山西醫學雜志》上的處女作——《侍師醫話》一文，也是由劉老師親自改過的。劉老師教書育人，提掖后學，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我在北京學習期間還有院外的指導老師，是畢業實習時的北京同仁醫院中醫科帶教老師，分別是科主任陸石如和孔嗣伯、吳兆祥三位先生。

　　孔嗣伯是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的哲嗣，自幼聰明好學，15歲隨父學醫，又先后師從肖龍友等名家，盡得真傳，同樣也因善用石膏而名揚京城。我侍診于孔嗣伯老師門下將近一年，他專注于解惑、授業、傳道以及提攜后學的精神使我終生難忘。在我畢業實習將要結束時，孔老師贈《四部備要》一部給我，還特意將孔伯華先生尚未刊行的手著《藏象發揮》一書中《命門辨》一章親手用毛筆抄錄，裝訂成冊并題詞贈予我，供我寫畢業論文時參考。這抄本被我視為“傳家寶”，迄今仍珍藏在書柜中。

　　西醫基礎課老師的恩德也是不能忘懷的。我記得當時上生物學課時沒有課本，任課的張瑞林老師寫信向沈醫的同學借用教科書，解了燃眉之急;無機化學老師曹治權利用周末帶我補做滴定實驗;組織胚胎學老師賁長恩與我交往甚多，在我畢業后多年仍耐心幫助我解決科研中遇到的難題，在我研究生畢業時又不遠千里來為我主持答辯，參會者無不敬佩，我更是感激不盡。

　　在這里我們還應感謝的是1956年剛入學北中醫時負責為我們安排教務等事宜的陳彤云老師，她不計名利地付出更值得我們思念和感謝。(國醫大師 王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