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潮在中華大地上涌動，中醫藥事業迎來了前無古人的創新發展。這一年，在全國恢復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背景下，中醫藥行業的研究生教育也誕生了。40年來，研究生教育已成為培養中醫高級人才的主渠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40年偉大成就的碩果之一。本文通過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屆研究生、中國中醫科學院教授許家松的視角，追憶中國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方藥中先生為中醫藥研究生教育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1978年，著名中醫學家岳美中先生、方藥中創建了中國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班，由方藥中長期主持工作。那時，中醫藥研究生教育可謂從“零”起步。長期從事臨床和教學工作的方藥中高瞻遠矚，以戰略眼光，傾其智慧和心血，提出了中醫研究生教育的新理念、構建了頂層設計并一路艱苦踐行，奮力開拓，對我國中醫藥研究生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首屆研究生、方藥中的學生和傳承者，畢業留院一直從事研究生教育的工作者，我感受、見證并踐行了中醫藥研究生教育40年來的發展。

　　誕生于改革開放的中醫研究生教育已走過了40年。歡慶之際，回顧40年來的發展之路，深感構建好中醫藥研究生教育的頂層設計，是中醫藥研究生教育發展創新的重中之重，而前輩群體的高尚情懷和奉獻精神是成功踐行的精神支柱。

△中國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班與鄧鐵濤(前排左四)、潘澄濂(前排左五)、方藥中(前排左六)的合影。

△1979年，許家松(左)與導師方藥中(右)合影。

廣開生源，學歷與實踐并重

　　經歷10年“文革”浩劫，中醫藥出現了乏人乏術、人才斷層的局面。方藥中主持招考工作，把一些優秀考生收入麾下，繼承了中華教育“有教無類”的傳統理念，提出廣開生源、理論與實踐并重，嚴把“三關”考試，實現了“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必須具備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前提條件之外，制定了三條具體條件：一是具有高等院校學歷，包括“同等學歷者”。這樣既把長達十余屆高等中醫院校畢業生作為生源的主體，而且也把部分西學中、中醫傳統師帶徒、多學科學習和從事中醫的優秀人才吸引到考生中來，以“同等學歷”為他們開啟了一扇門。二是必須具備三年以上的臨床實踐，避免將脫離臨床、只會背書本的考生招入。三是嚴把“三關”考試。第一關是全國統一招生命題，在考生當地應試;第二關是經統一閱卷后，從1168名考生中按分數擇優選取了100名到北京參加復試;第三關是面試，由岳美中、方藥中、任應秋、劉渡舟四位著名中醫藥學家擔任主考分成四組進行面試。最后從中錄取了50名考生成為中醫研究院的首屆研究生。實踐證明，這批匯聚了五湖四海的莘莘學子，在研究生班的大熔爐里經歷錘煉成為優秀的中醫藥人才。幾十年來，他們耕耘在中華杏林，成為中醫藥事業的一代棟梁。

重視經典，構建研究生課程體系

　　傳承和發展是中醫藥學兩大永恒的主題。方藥中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浩瀚的中醫典籍中，選取了《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四部代表性醫著，構建了研究生系統研讀古醫著的主干課程體系。再考慮到中醫藥學術發展一脈相承而又流派紛呈的特點，開設了“中醫各家學說研究”。考慮到中醫藥學近現代的新發展和當前學術動態，開設了“臨床專題系列講座”。在考試方法上，采取了對四部醫著進行“注釋”的方法，考察學生對中醫文獻的研讀能力。后來經方藥中集腋成裘，匯成四部醫著的“注釋”正式出版，成為國內外學習中醫藥古醫著的重要參考書。這一課程體系為研究生研讀傳承中醫經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歷近40年的堅守和驗證，這一課程體系已被廣泛認可。

　　方藥中不反對學習外語，但是在中醫藥研究生課程設置上，他力主并毅然決定把“外語”列為“選修”課。他認為，傳播中醫需要外語，但是研究生只有短短兩三年的學習時間，就是全部時間用于學習外語，也很難達到運用外語進行學術交流的水平，而學外語勢必沖擊、削弱專業學習，如今后工作需要，可以送出去專門學習外語。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建議把外語課作為中醫研究生“選修課”的報告由方藥中、任應秋、李今庸三位署名呈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原衛生部。這一建議，雖長期未被采納，但至今仍值得反思。

“提要勾玄”，創新教學方法

　　研究生教學的方法與大學本科專業基礎課的教學方法，從內容到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研究生教學還是沿用本科教學方法的老路嗎?顯然不行。方藥中在構建以四部古醫著課程體系的同時，創新提出“自學為主，提要鉤玄”的教學方法。具體要求是由任課教師制訂課程進度，列出學習的具體篇目，學生的自學進度和專題報告題目。主講教師按進度對原著進行“提要鉤玄”和開設專題報告。至今難忘前輩大師們所作一堂堂精彩的“提要鉤玄”課。大家聽了，大有頓開茅塞、耳目一新的感悟，認為這種“提要鉤玄”真是把中醫理論講透了、講活了、講實了，真正做到了提其精要，鉤其玄機，易用難忘，受用終生。

嚴聘名師，匯成中醫百家講壇

　　方藥中對講課老師的選聘極為嚴格，標準是必具真才實學。他以寬廣的學術胸懷，廣聘了不同學術流派和多學科專家來班講學，不搞一言堂和一家之言。專家中不但有中醫界各路名家，還有中西醫結合名家、訓詁學、文獻學、古天文學、氣象學等多學科名家。每位專家首次登臺講課，方藥中都會親自陪同，親自介紹專家的學術成就，然后一定坐下來和學生一起聽課。每位專家最后一次講課時，也都由方藥中親自答謝。正是這種寬廣的胸懷，對學術的尊重和自身的學養威望，以及研究生的高水平和對知識的渴求，使得所聘百名專家都欣然前來，從不提及報酬和接待條件。那時候，《黃帝內經》由任應秋、方藥中、程莘農主講;《傷寒論》由劉渡舟、萬友生主講;《金匱要略》由金壽山、李今庸、何任、方藥中主講;《溫病條辨》由董建華、趙紹琴、鄧鐵濤、黃星垣主講;《各家學說研究》由任應秋、姜春華主講。百余名專家薈萃研究生班五尺講臺，字字珠玉，盡展風采，薈萃成“中醫名家百家講壇”。其講稿后由方藥中匯集整理出版，包括《中醫名家基礎匯講》《中醫名家臨床匯講》《中醫名家溫病匯講》三大卷。

理論聯系臨床，廣泛開展交流

　　方藥中一生從未脫離過臨床，強調理論必須緊密聯系臨床運用，中醫藥高級人才必須“會看病”。為此，建立了突出中醫特點的研究生班病房，由方藥中、時振聲負責，研究生可以參與管理病人。每周方藥中都會帶領他的研究生跟隨查房，來講學的名老中醫也會被邀至病房會診，記得潘澄濂、萬友生先生等都曾來病房會診。為了開展學術交流，方藥中還與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腎病科建立了協作關系，記得每隔一周方藥中都會帶上我們這些學生到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腎病科查房。會診中，他在理法方藥方面條分縷析，做出精彩講解。

　　1986年，國家首次把名老中醫的學術經驗研究列入了“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項目”。全國七名老中醫入選，方藥中以“著名中醫方藥中對慢性腎衰的診治經驗研究”入選，研究生部病房成為臨床驗證的主要基地，后來這個病房發展成為現在的西苑醫院腎病科病房。

突出特點，首創“通才”培養模式

　　方藥中認為，中醫藥高級人才的培養一定要符合中國國情，突出中醫學的特點，適應國家的需求，他們應具有承擔多方面工作的能力。中醫學的指導思想是整體恒動觀，因此分科不宜過細過窄，因此，應以“通才”模式為主。“通才”可以概括為“懂理論，會看病，能講會講”這十個字，其實，這個十字通才模式，看似寬而實則嚴，實現起來頗不容易。

　　就“懂理論”來說，經歷中醫高等院校的學習，對中醫藥的基礎理論已有一定的理解，但真正學進去，做到真正“懂”其本質精髓，絕非一日之功。

　　再說“會看病”，做到中醫辨證準確、理法方藥俱悉、治療有效并不容易。需要導師的學術指導和實踐經驗的傳、幫、帶以及個人實踐才能實現從“能看病”到“會看病”的跨越。

　　再說“能講會寫”，作為一門傳統醫學，傳承是中醫人必備的能力，這就需要具備表達、交流和傳播中醫藥的能力，用方藥中的話說，“那就要能講會寫”。記得在我們讀研的第二年，方藥中就讓我和同學何紹奇在西苑醫院內科出診，并給全院參講醫古文。后來又讓于天星老師、王琦、何紹奇和我四人去給海淀區的《黃帝內經》學習班講課。此外，還讓我們定期寫出醫案、醫話，經他審閱并作出修改后，推薦到各中醫雜志發表。在這一模式培養錘煉下的我們，在畢業后的幾十年里，大部分都經歷過多種工作的轉換，如臨床、教學、科研、文獻、編輯出版、部門管理等，由于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能承擔并勝任多種工作。

艱辛踐行，打造“中醫黃埔”

　　創新的頂層設計，要靠踏實踐行來實現。建班之初，研究生班沒有獨立的人、財、物權，任何事都必須經過層層審批。人員編制業很少，專職教學人員只有7名，他們要從事四部經典、中醫辯證法和選修課的教材編寫、整理和部分教學工作，還要承擔組織教學、考試、閱卷、輔導和外請專家的接待工作等。辦公室和招生辦只有3名工作人員。教學用房只有兩個教室，辦公用房有兩間教研室，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終于建起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資料室。回憶當時，最讓人感念的是中醫前輩群體的高尚情操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那時，外請專家的接待條件十分簡陋，下榻在家屬宿舍一個小兩居的房間內，用餐就在大食堂的一角打個隔斷。記得有一次，著名中西醫結合專家黃星垣先生，不遠千里連夜從重慶坐火車到北京講課，工作人員忘記開門，黃先生只好在大食堂的大面案上吃了早餐。他對此毫不介意，餐后立即登臺講課。接待用車也是一大難題，記得每次必請的著名中醫學家趙紹琴總會主動告訴我：“我知道你們有難處，不用找車接我了，我自己解決吧。”

　　更令人敬佩的是中醫前輩群體那熱愛忠誠于中醫藥事業的高尚情懷和奉獻精神。難忘著名中醫學家任應秋先生為我們主講《黃帝內經》的情景。每次，他都是早早就從和平里北京中醫學院驅車來到西苑，使用的講稿是用方格稿紙、一字一字，工工整整手寫而成，課前整齊地擺放在講臺上。有一次，他發現講稿拿錯了，按說，這位講授了幾十年《黃帝內經》的著名教授既使沒有講稿，也完全有把握講出高水平。但是，他立即提出讓一位學生回和平里去取，還仔細囑咐講稿的放置位置。沒想到，學生剛走出教室，他就匆匆追到教室外，說：“還是我自己回去拿吧，再拿錯了，可就耽誤大事了。”然后親自取回了講稿才開始講課。專家們的講課時間，一般是半天4個學時連講，中間自己安排一次短暫休息，一般就坐在教室里。當時我們不懂事，往往見縫插針，一下課就圍攏過來，連連提問，這讓年逾古稀的老前輩們不得休息，其辛苦與勞累可想而知。

　　多年來，方藥中除主講《黃帝內經》《金匱要略》之外，還是一名萬能替補隊員。所有專業課程，如出現教師未能及時前來的情況，他都是及時替補，隨時登臺講課。我們這些學生也十分樂見這種意外機會，傾聽方藥中那文理并茂、盡現大師風采的講課。

　　回憶當年，對知識如饑似渴的追求，讓我們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每晚，大家都會齊聚自習室秉燭夜讀，學子們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會討論甚至爭辯各種學術問題。這讓來自江西的著名中醫學家萬友生深受感動。來京講課期間，晚上他會來到自習室輔導大家，講解他的“寒溫統一論”。看到萬先生清瘦的身軀，且又辛苦了一天，我們就勸他回去休息，他會開起玩笑說：“你們別看我瘦的很，但是沒病，不是惡液質，大家放心吧……”繼續給大家答疑。

　　1985年，某位學者發表了一篇對中醫發展不利的文章，方藥中立即著文批駁，但文章未能在所投刊物上及時發表。沒想到，北京的關幼波先生、吉林的任繼學先生、湖南的歐陽琦先生不約而同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同時發表了這篇文章，共同護衛中醫，支持方藥中。后來，方藥中與著名中醫學家張琪、任繼學、焦樹德、路志正、鄧鐵濤、何任等七位名老中醫就中醫發展中急待解決的問題，聯名上書中央，這就是“七老上書”。

　　回顧40年來，百余名中醫前輩無數次前來講學。他們不講條件，不計報酬，欣然前往，甚至把到中醫研究生班講學看做是一大幸事和樂事。他們懷著對中醫事業的赤誠之心、深厚情懷和責任感，傳播著中醫藥知識，支撐著中醫藥事業發展。是他們齊心協力，把研究生班培育和造就成“中醫之黃埔”，成為中醫研究生教育的一面旗幟。我們這些中醫學子們，也以前輩群體為榜樣，刻苦修煉，德術雙修，成為一粒粒良種，播撒到中華大地，在杏林沃土上繼續耕耘，成長為中醫事業繼往開來的一代中堅力量。40年來從研究生班走出過國醫大師、中醫藥高等學校教學名師、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等，收獲了多項科研成果，成為本學科的帶頭人，不少人還走上了各級中醫藥單位的領導崗位。

　　多年來，我不斷得到前輩們的教誨和鼓勵。畢業后，我一直留院主講《溫病條辨研究》課。得到任應秋先生，國醫大師鄧鐵濤、李今庸，趙紹琴先生的鼓勵和鼎力支持。1989年，我曾為溫病“三焦辨證”的源流提出自己的觀點，寫成《溫病三焦辨證源流考辨》一文，得到鄧老的首肯。他看后說：“這篇文章我帶回去了，推薦給廣東《新中醫》發表吧。”很快得以刊載。2002年，鄧老令我去廣州作《黃帝內經》的系列學術報告。給臨床醫生講《黃帝內經》，我有顧慮。鄧老鼓勵我說：“這幾十年走過來，深感還得溯本求源，從學經典抓起，也就是從根本抓起。這才讓你給他們系統講講《黃帝內經》。”醫生們都是下班后在大廳吃個盒飯后聽講，結果竟座無虛席。多年來，我還就經典著作和中醫發展問題，多次請教國醫大師李今庸老師，每次都收到進入耄耋之年李老的悉心指導和詳細復函。

　　飲水思源，我深深感念在改革開放中誕生成長的研究生班這一中醫高級人才的搖籃和熔爐，深深感念方藥中和前輩群體的師恩。

　　40年一路走來，中醫藥研究生教育伴隨國家整體發展的步伐，一路前行，已今非昔比。在規模上，從1978年小小的研究生班，到2005年已發展為我國第一個中醫研究生院。在學科門類上，成為涵蓋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3個一級學科、涵蓋所有學科專業的博士、碩士授予單位。在導師隊伍上，從只有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5名發展成為有247名博導、485名碩導的導師隊伍。培養研究生人數，已有37屆共887名博士、2358名碩士中醫高級人才的浩蕩隊伍。其中培養出中國工程院院士1名，國醫大師1名，全國名中醫2名，全國中醫藥高校教學名師1名。從規模、學科涵蓋、導師隊伍、人才數量和質量等方面，發展成為全國高級人才培育園地的園中園和領軍者，交出了一份優異的成績單。

上下求索，提出中醫藥教育新理念

　　方藥中對中醫人才培養的新理念與其所受教育背景和經歷是分不開的。他幼時誦讀經書3年，《論語》《孟子》倒背如流，打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繼而在父親教誨下接受中醫啟蒙教育，練就了堅實的童子功。高中畢業后，于“京都四大名醫”、清代著名醫家陳修園后裔陳遜齋先生門下受教4年，完成了中醫傳統的“師帶徒”教育。在獨立行醫8年之后，胸懷“知己知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志，他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系統學習西醫五年。畢業后，在中醫研究院從事內科臨床和中醫教學數十年。先后經歷了傳統與現代、中醫與西醫、理論與臨床多途徑的學習、磨煉、比較與碰撞，使他深知其中的長與短，并得以揚長補短，融匯貫通。

　　最幸運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幸逢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得到了提出新的教育理念。他滿懷著對中醫藥事業的赤誠之心，傾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從中醫學學術整體發展的戰略高度，高瞻遠矚，上下求索，先后構建中醫學術發展的系列頂層設計：中醫學的理論體系與框架(已發表論文);中醫學的臨床體系——辨證論治體系(已出版專著);中醫學高級人才培養體系(已如前述)。三足鼎立，共同組建成中醫學的學術支柱。改革開放以來，中醫藥工作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深切關懷并享有一系列優厚政策，把中醫學評價為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滿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從法律、法規、政策、規劃層面上，構建起了頂層設計，提供了保證，并順利實現著，可謂大政方針已定。

　　個人認為，從中醫藥學學科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構建中醫藥學學術本體的頂層設計是根本之根本，重中之重。這需要我們中醫人集思廣益，集中精力，真正靜下心來，踏踏實實用智慧和心血來完成和完善這一歷史重任。方藥中是一位頂層設計者、先行者和踐行者。

　　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中醫藥研究生教育已進入不惑之年。歡慶之際，我們更要回顧和思考走過的路，規劃設計好當前的路，筑基鋪路，展望似錦前程，在21世紀，實現中醫藥學的騰飛，創造新的時代輝煌!(許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