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雷響徹中華大地，這個“春天的故事”既改變了中國，也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過去的40年，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醫藥事業也以日新月異、提速飛奔的方式發展。在1978~1982這5年間，中醫藥事業出臺了一個重要文件，黨中央【1978】56號文件;舉辦了一次改變眾多中醫藥人命運的“人生大考”，選拔萬人充實中醫藥機構;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衡陽會議。5年間，這3個重要的歷史片段，折射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醫藥發展的波瀾壯闊。

　　(1)1978年9月，中國中醫研究院、北京中醫學院舉辦的中醫研究生班開學，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制度以來第一批中醫研究生入學。

　　【歷史陳述】78(56)號文件：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

　　1978年，文革剛結束不久。文革期間，中醫工作遭到了很大破壞。中醫藥人員被迫害、機構被解散、事業被摧殘，造成了中醫藥事業日漸式微，中醫藥人才隊伍后繼乏人的狀況。

　　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據統計，1959年，全國西醫23.4萬人，1977年發展到了73.8萬人，增長2.2倍，中醫則由1959年的36.1萬人減少到1977年的24萬人，少了三分之一。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著名的老中醫，到1978年能堅持上半日班的僅有9人;遼寧莊河縣1958年評出的十大名醫，文革后只剩下一位仍在堅持工作;當時衛生部直屬的中國中醫研究院和北京中醫學院，在建院初期從全國選調進來的著名老中醫有55人，但文革后能夠上半日或全日班的僅剩7人。

　　從機構方面來看，1977年全國共有高等醫藥院校89所，其中中醫學院僅17所，畢業生遠遠不能彌補中醫藥人才隊伍的自然減員。1966年全國有中醫醫院1371所，1976年時僅剩129所，十年減少91%。部屬的中國中醫研究院和北京中醫學院建院20多年，三個附屬醫院病床總共不到500張，全國僅15個省、市、自治區設有小規模的中醫藥研究所，而且普遍房舍舊、設備差。

　　轉機出現在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崔月犁上任后。他先是到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廣大農村調查研究，得出“有中國特色的衛生事業不能沒有中醫”的結論，提出“振興中醫”這一響亮口號。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衛生部還組織力量撰寫了《關于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后繼乏人問題的報告》。

呂炳奎(左)和崔月犁(右)。

　　報告起草人之一，就是原衛生部中醫局負責人，被稱為“中醫司令”的呂炳奎。報告詳細反映了當時中醫藥的現狀，提出了8條建議。其要點是：進一步重申并認真貫徹落實黨的中醫政策，切實糾正對待中醫藥人員的錯誤態度;認真辦好中醫院校，積極培養新生力量;整頓和辦好中醫醫院;加強中醫藥研究機構的建設;繼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請國家計委撥給1萬人的勞動指標，從集體所有制醫療機構和散在城鄉的民間醫生中，選拔一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中醫藥人才，充實加強全民所有制的中醫藥醫教研機構;各省、市、自治區在安排基建計劃時優先考慮發展中醫機構，再分配經費時要重點照顧中醫機構;建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把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工作列入議事日程。

　　報告上報后，1978年9月7日，鄧小平同志批示說：“這個問題應該重視，要為中醫創造良好的發展與提高的物質條件。”并建議以中央名義加這一批語轉發下去。

　　9月24日，中共中央以轉批《關于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后繼乏人問題的報告》的形式發布了中共中央【1978】56號文件。

　　中央在批語中，對如何貫徹落實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認為衛生部黨組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和建議，應當引起各級黨委的高度重視，希望你們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認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積極地有步驟地把這件大事辦好。”

　　面對百廢待興的中醫藥事業，剛回到衛生部的胡熙明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多年后，胡熙明回憶，中央轉批這個報告后，引起了各級黨政部門的重視，全國中醫界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振奮。隨后，《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大力加快發展中醫藥事業》為題的社論，《光明日報》發表了以《重視中醫、發展中醫、提高中醫》為題的社論。 文件出臺后，1978年12月5~15日，衛生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中醫處長座談會”，匯報全國各地貫徹78(56)號文件的情況。會后在準備座談會簡報中，胡熙明說，這期簡報要發到中央、國務院領導那里，一定要如實反映。 在簡報初稿上，胡熙明加了這樣一段話，“解放二十八年來，中醫事業幾經反復，問題成堆，積重難返。建國初期，中醫受歧視排斥。由于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達高峰。三年困難時期，機構砍，人員散。屈指算來，中醫事業的好日子，只不過那么幾年時間。”

　　(2)1978年9月，黨中央〔1978〕56號文件轉發衛生部黨組《關于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后繼乏人問題的報告》。鄧小平同志在批示中指出：“這個問題應該重視，特別是要為中醫創造良好的發展與提高的物質條件。”

　　(3)1978年12月，衛生部、國家勞動總局發布《關于從集體所有制和散在城鄉的中醫中吸收一萬名中醫藥人員充實加強全民所有制中醫藥機構問題的通知》。從當年起，全國各地為一批中醫藥從業人員確定技術職稱，晉升一批正副主任中醫(藥)師、教授、研究員。

　　【歷史陳述】萬人充實中醫藥機構：一次改變中醫藥人命運的考試

　　1978年12月26日，衛生部、國家勞動總局發出通知，為貫徹中共中央【1978】56號文件，認真落實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藥人才隊伍后繼乏人的問題，決定從集體所有制醫療機構和散布在城鄉的民間醫生中選拔出一萬名具有真才實學的中醫藥人員，轉為全民所有制人員，以充實加強中醫藥教學、科研和醫療機構。

　　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大范圍地選拔中醫藥人員。通知下發后，在業界迅速引起強烈反響，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改變了幾萬名中醫藥人員的命運。

　　今年已經72歲的安徽中醫藥大學教授顧植山回憶說，當時全國一共有1萬個名額，由于各地中醫人才匱乏，需求強烈，最終經考試實際錄用人員多達2萬余人。

　　這次考試由各省市組織，報考條件不受限制，不論出身，不論現處工作種類，年齡在30~55歲即可報名參加考試，考試通過，就會量才使用。考試分為初試和復試，初試考察中醫基礎理論、中藥、方劑、臨床病例分析(中藥人員免);復試階段中醫人員考察口試和論文，中藥人員考察鑒別和加工炮制。

　　“這是一次寬口徑的考試，相較于1977年恢復高考對報考資格的限制，門檻要低很多。考試后，全國各地為一批中醫藥從業人員確定了技術職稱，并晉升了一批正副主任中醫(藥)師、教授和研究員。”顧植山說。

　　當年，32歲的顧植山順利地通過了這次大選拔，成為這批中醫藥人才中的一員。隨后，他接到了一張由安徽省政府人事、衛生、公安三廳聯合簽發的“船票”，來到淝河岸邊的古廬州府地界，跨進了一所高等院校大門，從此開始了在安徽中醫藥大學數十年的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令他沒有想到的是，40年后，這批被稱為“7856”部隊的中醫藥人才隊伍中，名家輩出。

　　第二屆國醫大師孫光榮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孫光榮以湖南省瀏陽縣第一名的成績通過考試。后幾經波折，被全國著名中醫藥學家李聰甫研究員相中，成為其入室“關門”弟子。之后，孫光榮被分配到湖南省中醫藥研究所理論研究室，跟隨李聰甫從事文獻理論及臨床研究，開始了他漫長的中醫生涯。

　　與孫光榮一樣，同為湖南人的第三屆國醫大師熊繼柏起初并不想參加考試。但當時石門縣人民醫院的老院長，為讓他能參加這個考試，在沒征得其同意的情況下，用1元錢為他報了名，考試臨近才派人去通知他。熊繼柏就這樣參加了選拔，兩次考試均名列湖南省榜首。1979年，湖南省人事廳和湖南中醫學院(現湖南中醫藥大學)聯合下發調令，調熊繼柏到湖南中醫學院當老師，從此在講臺上一站便是50年。

　　“我稀里糊涂參加了考試，還考了個最好成績。”數年后，回憶起改變自己人生的那一幕，熊繼柏依然記得很多細節，在他的答卷里，有一篇3000字的論文，大量引經據典，有理有據，如今，這篇論文仍在他的博士生中傳閱。

　　談到這次考試的意義，顧植山說，這次考試讓大量中醫藥人才獲得進入更高層次中醫科研、教學、臨床機構的機會，生活、工作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激發了大家工作熱情，同時，也為高等中醫院校補充了大量的人才。

　　“比如龍砂醫學的‘五運六氣’學說，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設立中醫學術流派傳承工作室后，有利于融合更多院校課本、教科書上沒有的知識。更重要的是，眾多中醫流派因此得到傳承，中醫體系得到了豐富。”顧植山說。

　　(4)1982年，我國憲法首次明確“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

　　(5)1982年4月，衛生部在衡陽召開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突出中醫特色，發揮中醫藥優勢，發展中醫藥事業”指導方針，明確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并存的基本方針，制訂了《關于加強中醫醫院整頓和建設的意見》《努力提高教育質量，切實辦好中醫學院》等文件。

　　【歷史陳述】衡陽會議：一次改變中醫藥地位的會議

　　上世紀80年代，中醫發展又出現了方向問題。“就是指，向西醫發展。有人垂頭喪氣了，有人干脆不想干了，年紀大一點的，甚至覺得中醫沒有希望了。”面對當時的中醫問題，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發展中醫，只發展中西醫結合就可以了，中醫的獨立地位岌岌可危。

　　“中醫應該獨立發展，必須要獨立發展，中國人應當有這個氣魄。”呂炳奎反復強調自己的觀點，力爭中醫獨立發展的地位。

　　1980年，衛生部召開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出臺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并存的方針。

　　1981年，呂炳奎為《浙江中醫雜志》撰寫《如何認識和對待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長期并存的問題》一文，重申此方針的必要性。他指出，三支力量是客觀存在，不是憑空想出來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并存的方針是總結了多年的經驗教訓提出來的。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一次會議將這個方針真正明確下來。這便是衛生部在湖南省衡陽市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召開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藥院校建設工作會議。因為在衡陽召開，所以也被稱為衡陽會議。

　　“當時我提出，現在全國的中醫醫院都還是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的調子是不行的，要認真發展中醫。”衡陽會議的策劃者、組織者、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生前這樣回憶。

　　缺乏中醫特色，是當時中醫教育的顯著問題。扭轉中醫的西醫化現象，刻不容緩。衡陽會議上，呂炳奎提出中醫教育要堅持發揚中醫特色、以中醫為主的重要論點，成為以后振興中醫的重要論據，得到了崔月犁的高度贊揚和全國中醫同道的熱烈擁護。

　　會議明確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并存的基本方針，提出了突出中醫特色，發揮中醫藥優勢，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根本指導方針，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成為中醫藥事業邁過“生死存亡”門檻、迎來迅猛發展的轉折點。

　　會議主要解決了中醫藥事業發展中的兩個根本性問題：一是強調中醫藥工作是當前衛生事業的短板，必須從政策、財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發展步伐;二是解決中醫機構的發展方向問題。

　　衡陽會議后，加快中醫機構建設和加速中醫藥人才培養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醫發展規律和特點的規章制度、加強中醫專科建設、積極開展中醫治療急癥工作、加強中醫機構內涵建設等政策措施相繼出臺。1982年底全國中醫醫院逐漸恢復到753所，中醫隊伍也從1976年的23.6萬人重新壯大到28.95萬人。

　　國醫大師鄧鐵濤在自己的著作《鐵濤醫話》中評價：衡陽會議是改變中醫從屬地位的開始。

　　同年，“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被寫入《憲法》，明確了中醫藥在我國衛生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徐婧 葛偉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