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奮進”成了這一時期的高頻詞。中醫藥工作也在90年代留下了很多令人難忘的瞬間：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逐步在全國展開、中西醫并重成為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之一、《中藥品種保護條例》頒布，這些無不見證著中醫藥工作的“奮進”。

　　(1)1990年6月，人事部、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作出《關于采取緊急措施做好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決定》。

　　(2)1991年10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在北京召開國際傳統醫藥大會。時任國務委員李鐵映代表中國政府致辭強調，“中西醫并重是中國政府衛生工作的一項基本方針”“繼承發展中醫藥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3)1992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由國務院法制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衛生部共同起草的《中藥品種保護條例》。

　　(4)1996年12月，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提出，既要認真繼承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又要勇于創新，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更好地保護和增進人民健康。中西醫工作者要加強團結、相互學習、相互補充，促進中西醫結合。

(1)歷史陳述

師承工作再上臺階：搶救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

　　1990年10月20日，500名老中醫藥專家喜得高徒。全國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拜師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550多名師徒代表出席了這次拜師大會。

　　拜師大會上，時任國務委員李鐵映在會上指出，這次拜師大會就是要尊重并承認中醫藥學的這一師承制度，今后要繼續搞下去，培養出一代名醫。時任衛生部部長陳敏章也在會上提出，中醫藥人才培養要面向世界和未來，名醫和學術帶頭人還不夠，缺乏高、精、尖人才也必然影響學術水平的提高，拜師會應該引起社會對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重視，另外還要緊緊依靠行業進步，做到繼承而不泥古，創新而不離宗。老中醫藥專家代表鄧鐵濤在大會上激動地表示，要毫無保留，盡己所有，把知識傳給學生，“拜師僅僅是手段，振興中醫藥并且走向世界才是我們共同的目的。”

　　這一大會的舉行，得益于同年6月出臺的一份決定——《關于采取緊急措施做好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決定》。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之間，黨和政府號召師帶徒，并確定了一批名老中醫與優秀中青年中醫工作者的師徒關系。“文革”后，黨和政府從多方面對老中醫給予關懷，在全國和各省市確立了一批名老中醫。之后，許多單位對繼承老中醫學術經驗采取過一些措施，配備了一些助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是，繼承老中醫藥專家經驗的工作仍相當薄弱，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把這一工作真正當成繼承與發揚中醫藥學術、 振興中醫藥事業的戰略問題來抓，并在人、財、物等方面給予保障;其次，以往的工作在整體上仍是支離破碎的，未能對其學術思想進行深入分析整理，進而上升為新的理論，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再次，缺乏全國性統一規劃與部署，缺乏“持久戰”與“突擊戰”的有機結合，以致一些工作半途而廢;最后，在師徒關系上存在著“拉郎配”現象，未能真正發揮“繼承”作用。

　　隨著葉橘泉、哈荔田、李聰甫、李仲守等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老中醫藥專家相繼離去，國家開始意識到搶救這些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的緊迫性。

　　1990年6月，人事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布《關于采取緊急措施做好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決定》，從全國范圍內選出500名有獨到的學術經驗和技術專長的中醫藥專家為指導教師，每人配備1到2名理論和實際均有一定基礎的中年助手為繼承人，以3年為期，制定計劃，簽定協議，嚴格考核，以師承方式繼承。

　　在這一決定中，有一句話格外亮眼，“本決定是為搶救老中醫藥專家獨到學術經驗和技術專長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應與一般中醫帶徒及中醫研究生培養的辦法加以區別。”

　　這一決定開啟了很多中醫藥人的師徒緣。江蘇省中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陳國豐那時還是江蘇省高郵縣中醫院的一名醫生。他仔細閱讀了繼承人的選拔條件。“這些條件我都符合，并且干老也認可我成為他的師承弟子。”于是，遞交申請表后，經過選拔，他成為了干祖望的首批師承弟子。從抄方開始，到獨立出診，干祖望時刻影響著陳國豐。“跟隨干老學習的3年，是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3年。”

△陳國豐與老師干祖望(右)在一起。

　　除了選拔人才上的嚴格標準，在物質保障上，國家對這項工作也給予了大力支持。老中醫藥專家經驗繼承工作的專項經費是專款專用，經費按指導老師名額分配到各地。在此之后，第二、三、四、五、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相繼展開，無數中醫藥的青年才俊在這樣的培養模式中成長為獨當一面的骨干力量。

　　曾任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的李任先教授1990年11月在《新中醫》上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了這一決定的出臺：“這是全國中醫藥界盼望已久的事，也是繼承與發揚中醫藥學術、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造福子孫后代的大好事。”

(2)歷史陳述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頒布：促進中藥事業快速發展

　　1985年7月，《藥品管理法》頒布實施。在實施《藥品管理法》之前，各地審批的中成藥存在同名異方和同方異名，以及審批標準不統一等問題。為保證公眾用藥安全，衛生部決定進行清理整頓，統一藥品名稱和質量標準。

　　1986年12月17日，衛生部《關于全面開展中成藥品種整頓的通知》決定：對各地整頓后報衛生部的品種，將組織中醫藥專家進行評議，對保留的品種要分批制定國家標準，凡與國家標準不符的一律糾正。這一輪的全國中成藥品種整頓工作，共接到企業申報品種約3萬種次，經匯總統計，共涉及9000多個單品種，31種劑型。經整頓由地方標準上升為國家藥品標準的品種有4022個。

　　隨著藥品標準的陸續發布實施，中成藥企業開始發現：自己獨占市場的中成藥列入藥品標準后，出現了眾多的移植仿制生產者，一些移植仿制廠商采用劣質藥材投料生產，導致中成藥質量和療效的下降，一些熱銷中成藥出現了嚴重的市場混亂局面。為此，很多中成藥企業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呼吁政府出臺對中成藥的保護措施，中成藥品種整頓工作陷入僵局。這一狀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也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因此，1991年國務院把中藥品種的保護法規列入國家立法計劃，并責成國務院法制局牽頭，由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參加，組成了《中藥品種保護條例》起草小組。

　　起草小組經過多次調研和反復征求意見，形成《中藥品種保護條例》(草案)，李鵬總理于1992年10月14日以國務院第106號令簽發，并于1993年1月1日起實施。它的頒布，促進了中藥品種質量的提高，提升了傳統中成藥的科技含量。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的頒布和實施， 保護了中藥生產企業的合法權益，鞏固了全國中成藥品種整頓的成果，調動了企業研究開發中藥新藥的積極性。

　　牛黃降壓丸、國公酒、龜齡集、福字阿膠、云南白藥等傳統名貴中成藥受到保護的同時，復方丹參滴丸等一大批中藥新藥也獲得了中藥保護品種證書。國家保密品種“六神丸”獲中藥品種保護之后，衛生部及時取消了其余11個同名異方品種的標準，并中止了53家企業的六神丸藥品批準文號，徹底扭轉了該傳統名貴中藥長期市場混亂的局面。

　　同時，《中藥品種保護條例》也促進了中藥名牌產品的形成，催生了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中藥知名企業，帶動了中藥產業鏈的形成，促進了中藥事業的快速發展。在當時全國中藥企業前100強名單中，絕大多數是以保護品種為龍頭產品的企業。

　　在中藥發展步入快速發展軌道的大背景下，1996年7月，國家科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開展了“中藥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自此，中藥現代化發展在我國開始全面實施。

(3)歷史陳述

中西醫并重基本方針：兩條腿走路更快更穩

　　從中西醫并重的提出到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指出“堅持中西醫并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業”，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中醫藥的高度重視，也進一步彰顯了中醫藥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中西醫并重基本方針的提出也并非一蹴而就。

　　回顧起那段歷史，《中國中醫藥報》社原社長邢思邵說，中西醫并重是中醫藥人爭取來的，中醫藥人要自重、自信、自強，努力傳承好發展好中醫藥。中西醫并重不是一句口號，是要把中醫和西醫有機結合好，更好地造福于人類，才是完全貫徹了中西醫并重的工作方針。

　　1991年，國務院要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及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衛生部于1990年下半年成立了綱要起草小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派出時任該局副局長的田景福、曾擔任過衛生部中醫司副司長的林偉，以及邢思邵參加。

　　1990年8月到1991年2月，在衛生部起草小組召開會議和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中西醫并重方針，但起草小組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中醫不能與西醫并重，并提出，新的衛生工作方針應該是“中西醫協調發展”。邢思邵等向局領導匯報后，決定向全國人大代表求援。

　　1991年3月，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召開。一天，邢思邵來到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團駐地西苑賓館，將堅持“中西醫并重”和不同意“中西醫協調發展”的理由向時任人大代表的北京中醫學院教授董建華說明。董建華非常贊同，他說：“堅持中西醫并重這個議案，我一定領銜提出，我再找各地的中醫代表商議一下。”

　　兩天后，邢思邵又來到北京團駐地。董建華說，中西醫并重的提法很好，外地中醫代表都十分贊成，只是中醫代表只有十幾位，他們雖然都簽了名，但根據規定，一個議案需要30位代表附議才能立案。當時在場的中醫學家劉渡舟提議，讓董建華帶著邢思邵到北京團游說一番，爭取讓他們幫幫忙。

　　邢思邵回憶，當時跟隨董建華到北京團，見到很多名人。有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著名作家楊沫女士等。邢思邵向他們介紹了中醫的作用、重要性及現實處境，請他們支持中西醫并重的提法，為董建華領銜的議案簽名附議。這些名人代表對支持中醫很感興趣，紛紛簽名，此議案的附議代表很快超過了30人。

　　就這樣，1991年4月，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上，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將中西醫并重列為我國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之一。中西醫并重終于正式成為國家衛生工作的五大方針之一。

　　1991年10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在北京召開國際傳統醫藥大會。會議明確，中西醫并重是中國政府衛生工作的一項基本方針，繼承發展中醫藥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1996年12月，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不僅高度肯定了中醫藥的歷史地位，而且清晰表達了在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新時期，黨和國家發展中醫藥事業的基本思路：要正確處理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既要認真繼承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又要勇于創新，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更好地保護和增進人民健康。中西醫工作者要加強團結、相互學習、相互補充，促進中西醫結合。(徐婧 葛偉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