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記者：李芮

　　他是澳門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在他的手中，中醫藥與現代科技巧妙融合，在世界舞臺上煥發出耀眼光彩——

　　“心急如焚!”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中國工程院院士、澳門科技大學校長劉良分外憂心。

　　他忘不了17年前SARS在香港肆虐時的場景，轉瞬即逝的生命、刺鼻的消毒水味與民眾的恐慌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中。當時身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的他，努力向特區政府呼吁中醫藥參與一線救治工作，卻最終只能為康復患者提供中醫藥服務。

　　這一次，中醫藥不能再等了。“建議將中藥復方湯劑納入常規治療，中醫藥一定要早期介入，越早越好!”劉良先后四次通過中國工程院提出建議，要求推動中西醫結合救治患者、中醫藥科研攻關等工作。

　　身先士卒，他擔任了廣東省珠海市新冠肺炎中醫救治專家組顧問，同時，他的團隊也開始緊鑼密鼓地作戰，在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為新冠肺炎開展藥物篩選工作。

　　“這回，中醫藥上了‘主戰場’。”看到中醫藥在疫情防控中的切實療效被社會廣為認可，劉良終于長舒了一口氣。

　　“醫學太神秘，也太珍貴了”

　　“醫學不是簡單的純科學，而是充滿愛心的、崇高的藝術。中西醫是不同的醫學體系，它們都有各自的美麗之處，我像做雕刻藝術一樣，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熱愛它們。”

　　藝術，是劉良談及中醫藥時說得最多的詞。

　　作為澳門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自然有與眾不同之處。在中醫藥領域伏案數十年，他不僅能信手拈來《黃帝內經》中晦澀難懂的中醫哲學思想，也能將“分子、靶位、微生態”等現代醫學理論講得頭頭是道。與其說他是一位學者和醫者，不如說他更像一位將質樸的中醫藥與精深的現代科技巧妙融合的“藝術家”。

　　在中醫藥科研領域，他的“藝術成就”頗豐，抗關節炎中藥制劑品質控制與藥效評價方法的創新及產品研發等科研項目多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和教育部自然科學獎，SCI英文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論文200余篇。不僅如此，他還作為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項目顧問和專家組主席，有力推動中醫藥現代化、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

　　把時間撥回43年前。沒人能想到，那時，這位“藝術家”每天背著藥箱奔走在田間地頭，在家鄉湖南常德的一個小村莊里，忙忙碌碌地做著赤腳醫生。

　　“感恩當時湖南醫學院下鄉的一對教授夫婦，他們來到鎮衛生院，我就跟著男方賈老師學了半年西醫內科。”劉良回憶，那段時間，他跟著老師出診，看到患者從生命的危急關頭被平安救回，他第一次體會到自己對醫學的熱愛，感到醫學太神秘，也太珍貴了。

　　剛開始獨當一面看診時，不到18歲的劉良心里很不踏實，有一次在給發燒的孩子用藥后，甚至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跑去孩子家里查看病情是否有好轉。對劉良來說，對待患者從沒信心到胸有成竹的成長過程并沒有訣竅，只有對臨床的堅守，這段經歷也對他的從醫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在臨床第一線，每周都要坐診。如果因為其他事務耽誤了，我也一定會為病人調整時間看診。我有很多風濕免疫病的病人，剛開始的時候無法站立，只能坐輪椅，而通過我的治療，他們恢復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很欣慰、很踏實。”劉良認為，醫生是不能離開臨床的，只有臨床經驗的不斷積累才能讓他感到心中有數。

　　在做赤腳醫生期間，劉良并沒有接觸過中醫藥，但四年的實踐讓他認識到了醫學的局限性。“那段時間，我接觸到了大量的病人，對于一部分病人來說，西醫診治是無能為力的，我非常想找尋到更有效的辦法。”

　　20歲，是劉良命運的分水嶺。這一年，他趕上了恢復高考，他的目標是考上湖南醫學院。

　　“那天，我還在地里干活，我父親隔著老遠就邊跑邊喊我的名字，他高興地告訴我：‘劉良!你的錄取通知書來了!’”劉良對當時的場景依然記憶猶新，他興奮地拆開信封，卻發現錄取通知書上寫著的并不是熟悉的湖南醫學院，而是一所遠方的陌生院校——廣州中醫學院。

　　自此，從湘江到珠江，劉良一路南下，“陰差陽錯”地走上了中醫道路。

　　“時刻謹記為科學留有余地”

　　踏上西醫路，又入中醫門。中西醫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體系在頭腦中的碰撞，是劉良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當時，一些同樣接受過西醫教育的同學，表示無法理解中醫的理論觀點。他們認為，顯微鏡能看得到的明明是細胞和組織，玄而又玄的陰陽五行怎么可能是正確的呢?”劉良回憶，初學中醫，談不上深入理解，但是他相信傳承數千年的中醫一定有其科學之處，絕不可抱著先入為主的態度輕易下結論。

　　中醫課本上的知識無法讓自己“吃飽”，劉良便去圖書館翻出《黃帝內經》的原文來一遍遍品讀，很快，他從古籍中領略到了中醫的精妙。“從節選的課文中片面地理解中醫是遠遠不夠的，單單‘陰陽’二字就包含了豐富的古代哲學思想。學得越深入，越能夠發現中醫很早就有與現代醫學相通的先進思想，對西醫的了解也讓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中醫的優勢所在。”

　　劉良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一般不了解中醫的人，會認為中醫沒有解剖一說，這實際上是誤解，早在《黃帝內經》里就有關于解剖的明確記載。同樣，西醫傳入中國后，很多重要器官名稱的中文表達都沿用了中醫臟腑的名稱。如果我們以西醫學‘心臟的功能指標’作為標準，去評價中醫學‘心的功能描述’，顯然不合邏輯。”因此，他認為，在不同的知識體系下，科學評價的標準也會有所不同，甚至會是相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對與錯。

　　碩士研究生期間，劉良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導師、著名中西醫藥結合研究專家王建華。他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始了中醫藥治療胃潰瘍的課題研究，讓劉良沒想到的是，這成了他求學生涯的又一難題。

　　“我們那時要做動物實驗，我幾乎每天都干到通宵，日日夜夜努力做了三個月，可實驗最終還是失敗了，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劉良沮喪地拿著失敗的實驗結果找到導師王建華，可沒想到，老師卻笑著對他說：“很好。”

　　他很不解，在他的追問下，老師說道：“科學研究就是這樣，這次你了解了科研的不易，在今后的科學道路上，你面對任何失敗都不會再氣餒。同時，你也認識到了科研的嚴謹性，科學是不斷發展的，即使成功了，也不要下太過于絕對的判斷，十成的結論下七八成即可。”

　　王建華的這番話成為了劉良此后幾十年科研生涯的準則。“世界的大科學體系在不斷向前，之前被判定找不到活性成分、沒有藥效的中藥，隨著科技的發展，又找到了大量治療疾病的證據。所以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在科學研究上，都一定要時刻謹記給科學留有余地。”劉良說。

　　正是在導師王建華的言傳身教下，劉良教導自己的學生時，也很少批評，更多的是勉勵。

　　“教授總是告訴我們，研究本身就是一種愉悅，要帶著愉悅的心情做研究，盡管科研之路肯定有許多失敗，但在一次次失敗中總結經驗直至成功，就能收獲極大的愉悅。”劉良團隊的助理教授潘胡丹告訴記者。

　　“中西醫應攜手為患者建一座橋”

　　2000年，劉良離開了學習工作22年的廣州中醫藥大學，來到香港浸會大學擔任中醫藥學院的“奠基院長”，從零開始開辟香港中醫藥高等教育的天地。

　　初來香港，有太多的“難”。

　　在一無師資，二無教學設施，三無實習基地的情況下開辦高等教育，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問題一個個擺在面前，便有人提出質疑：此時開辦中醫藥高等教育是不是為時過早?而面對質疑，劉良的想法是，與其等不如干，“等待萬事俱備再辦學院，那要等到何時?我們就從每周開辦講座做起，一點一滴擴大影響力。”

　　不僅如此，在臨床方面，劉良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香港的執業中醫師是不能開西藥的，一開始只能‘硬著頭皮’開方，這讓我意識到了中醫功底的重要性，中醫用得好的關鍵，就是要對經典理論理解得透徹。”于是，一有閑暇時間，劉良便全心撲在研讀中醫經典和醫案上，想盡辦法提高純中醫治療的療效。面對一些需要接受西醫治療的危重患者，劉良也開始思考在香港推動中西醫合作的構想。

　　但面對根植于西方醫學模式與思想的香港醫學界，只有將中醫中的“陰陽五行”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療效數據，才可能得到認可。針對中藥復方，劉良開展了一系列現代科學研究，并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

　　熬過最艱難的時期，2006年，劉良迎來了期待已久的轉折。

　　“那時香港醫院管理局每年舉辦一次學術年會，歷來是邀請兩位西醫專家進行演講。2006年，我作為中醫專家首次接到了邀請。”劉良回憶，“我在演講的結尾中說，在座各位都是香港醫學界的骨干，我們中醫和西醫現在需要攜起手來，共同去建造一座橋，一座中西醫合作之橋。這座橋為誰而建?為我們的病人而建，因為我們所服務的病人需要西醫，也需要中醫。”

　　語畢，全場掌聲雷動。自那以后，香港逐漸出現了中醫與西醫一起會診、治療、探討交流學術的場景。隨著香港中醫藥教育的發展，香港執業中醫師隊伍也日漸壯大。

　　“當然，中西醫有效合作的基礎來源于中醫師對中醫藥療效的底氣和對整體治療方案的把握，這往往對中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做到精準的辨證，還須了解西醫的藥理知識。”劉良表示，目前，中西醫之間由理解到合作，再到實現學科及理論層面的逐步結合，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仍需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

　　“傳承與創新密不可分”

　　“教授總對我們說，中醫需要加強循證醫學研究，但不能過分強調循證醫學證據，中醫藥學是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形成的，其療效毋庸置疑，不能將循證醫學證據作為唯一標準。”劉良的博士研究生郭斌說，團隊成員雖然常年在實驗室泡著，但對于中醫基礎理論的熟練掌握是基本功。

　　2000年時，曾有香港記者提出尖銳的問題，“現在人類基因組序列圖都快搞出來了，發展了幾千年的中醫藥，還能有生存空間嗎?”劉良反問記者，難道將全香港的樓房數量統計出來，就能弄清樓與樓之間的關系嗎?有了基因譜，不等于人類的健康和疾病問題就都解決了，基因與疾病之間的相互聯系仍然是非常復雜的科學問題，傳承數千年的中醫藥仍將為人類健康帶來福祉。

　　“曾有人問我，中醫藥的傳承和創新哪個更重要?我認為，二者對于中醫藥而言密不可分。”劉良說，以屠呦呦發現青蒿素為例，如果把青蒿治療瘧疾這個傳統經驗丟掉了，就得不到青蒿素，如果不用現代的科技手段進行分子結構修飾，也就得不到活性更強的雙氫青蒿素。這是基于傳統中醫藥經驗發展現代創新醫藥的典范。

　　當今，中醫藥在醫療保健中的價值和地位更加凸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發展機遇。為此，劉良在多個場合呼吁，“我們迫切需要構建以中醫藥為主體，運用現代醫學等多學科技術方法的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在守正傳承的基礎上，加強中醫藥自主創新和原始創新研究，實現中醫藥理論、臨床和應用的多方面突破，使中醫藥在健康中國的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融入世界‘大科學’體系之中，為全人類的健康服務。”

　　他堅信，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智慧、文明和文化的中醫藥一定可以創造出世界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