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是行動的先導。我們進行政治學習的意義，主要在于堅定理想信念，從理念的高度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思考如何與具體的工作實踐相接軌。通過學習《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我更好地明白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特別是結合自己的崗位性質、工作特點，梳理了需要明確的職責和責任，清楚了容易忽略的問題，明白了哪些地方容易違反有關規定，樹立了“明以正身，做而不亂”的工作理念，現結合自己從事的編輯工作，特別是教材建設工作，談兩方面體會，與黨內同志分享。不妥之處，請大家指正。
    一、厘清思路，明確職責
    首先，與黨中央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保持一致。出版社作為傳媒行業的主要力量，要時刻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正確的出版方向。編輯是出版社核心業務人員，更要在實際工作中加強學習，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把好書稿的政治觀、思想觀。同時，要在工作中注意加強自身學習，以實際行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言論和行為方面保持一個中共黨員該有的風貌。
    其次，堅決執行組織決定。只有緊密團結，精誠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具體編輯工作中，難免存在個人意見與組織決定不一致的地方，如教材主編的確定、每一本教材編委會的組建等，難免會遇到院校訴求、個人意愿與名額限制、利益均衡等原則不盡一致的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站在中醫藥教育事業發展的高度，顧全大局，堅決執行組織的決定，維護行業規劃教材的權威性、代表性。同時，要努力做好對身邊黨員和群眾的說服解釋工作，以點帶面，與大家一起完成組織布置的工作，真正落實到位、不打折扣。
    再次，用好個人權限。每一個黨員，特別是有一定權限的黨員，要充分理解黨員廉潔自律準則的要求，既要真誠、公正做人，又要積極、清白做事。在出版社實際工作中，每一個崗位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權限，這就要求自身從思想上予以重視、從行動上予以自律，該集體決策和請示上級領導的事情，如中醫藥行業規劃教材建設啟動哪些專業、教材數字化工作投入多少經費等，絕不能以個人好惡為導向，更不能因來自群眾或黨內某些同志的不同意見而退縮，而是要在廣泛調研、數據搜集、業內論證等方面做足功課，提出合理化建議，為領導決策提供依據。
    另外，落實黨內監督，黨內同志要互相提醒。我們黨自產生之日起，始終把黨內監督作為自身提高與成長的重要機制，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環節。在日常工作中，出版社第二支部會不定期聽取黨內同志、入黨積極分子及身邊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作為組織委員，我會把對新編輯的培養和組織發展工作結合起來，這既有利于改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有助于促進溝通與相互了解。真正把支部作為黨與群眾緊密聯系的紐帶。
    二、更新理念，科學發展
    學習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在實際工作中，增強時代性、以發展的理念引領和指導我們的思路與方法，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有助于提高管理和自我完善能力。關于新發展理念，有三個關鍵詞值得注意：
    一是創新。作為文化產業之一的出版單位，我們的創新體現在內容、出版形式等方面。特別是在全民應用全媒體的新形勢下，如何實現出版內容和載體形式的創新，既是整個出版界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中醫藥出版社不可回避的挑戰。2015年以來，我社在全國中醫藥行業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的建設過程中，配合中醫藥行業教育云平臺的建設，全面推進教材數字化工作。來自院校的反饋信息表明，這種創新的理念和嘗試性做法已基本得到認可。其實，在實際工作中，這種創新理念不僅是對社領導和個別部門、個別人員的要求，也需要每一位黨內同志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思考，勇于擔當。只有大家齊心協力，真正從思想上接受并用實際行動去推動，我們的教材數字化才能有更好的前景，中醫藥教學手段才能更好的提升。
    二是協調。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一個行業的發展是否協調，取決于管理理念與方法，也關乎每一個參與者的思想與態度。同樣是教材建設，其實體現了一個出版社內部及出版社與院校教學實際是否協調的問題。從出版社內部來說，一本教材的出版涉及教材規劃部門、責任編輯與出版部、計財處、發行部、全媒體事業部等方方面面，任何一個崗位和環節出現紕漏，都會影響到它的品質、評價和使用效果，甚至影響到出版社在院校和學生中的聲譽。從出版社外部看，教師的教學能力、寫作水平，編委會成員與主編的配合，學校領導和教學管理部門的認可與支持等，都會影響到教材的使用情況乃至出版社的社會與經濟效益。“協調既要著力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又要考慮鞏固和厚植原有優勢。”在“十三五”第一批規劃教材建設中，我社的整體實力已經得到展示，如在編輯全程參與、樣書寄送、第二批規劃率先啟動等方面，我社的工作已得到院校和老師的肯定，但也還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間，如宣傳、反饋機制等方面。
    三是共享。共享的含義比較廣泛，我在實際工作中，最關注的是“共建共享”，即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在教材中心工作，我深刻體會到，出版社的品牌、品質不斷提升的過程，應該是與中醫藥事業發展、中醫藥教育教學改革同步、共進和共享的過程。一名編輯的個人發展，與出版社、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大格局榮辱與共、休戚相關。作為中醫藥行業出版“國家隊”的一員，我還需要放寬視野，把個人的發展與出版社乃至中醫藥行業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把個人的工作實踐和國家出版事業結合起來，努力為單位、為行業的建設獻計獻策，而不是僅僅滿足于服從安排、聽指揮。同時，作為中醫藥行業規劃教材的建設和出版者，我要把自己的策劃、編輯活動和中醫藥教育、中醫藥教學事業對接起來，利用好每一次編寫會、定稿會、學術會的機會，和院校教師親密接觸，把中醫藥教材建設和圖書出版工作做得更扎實，更有針對性。（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周艷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