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于中醫學養生保健和疾病治療的整個過程。中醫以人為本的理念也是社會治理的靈魂所在。

　　•“治未病”思想的根本原則在于通過預先采取措施來防止疾病的發生與發展。同樣，作為領導干部，也應有“治未病”的觀念與智慧，將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將矛盾化解在基層。

　　•中醫的陰陽學說充分體現了中醫辯證思維的智慧。在進行戰略謀劃和處理各種矛盾關系，也要注重運用辯證思維。

　　醫道通于治道，自古由來已久。中醫藥學不僅包含醫病醫人的診療理論，還體現著醫世醫國的治理智慧。

　　早在春秋時期，《國語·晉語》就提出“上醫醫國，其次疾人”的理念。《呂氏春秋·審分覽》有“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的觀點。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提煉出“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的“醫有三品”說。清代徐大椿《醫學源流論》進一步指出治身與治國的相通之處，即兩者都需要“施治有時，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疏密有數，純而不雜，整而不亂”。明代劉伯溫《郁離子》則將治國與治病做比類：“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清代尤怡的《醫學讀書記》亦記載：“夫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跡，與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時，酌之以勢，而后從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后合之氣體，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

　　可見，中醫藥“小以喻大”，通過挖掘中醫藥文化蘊含的治理資源，可拓展中醫藥文化“資政興邦”的經世價值，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智慧支持。茲從以下幾點舉例闡述。

　　仁術與仁政

　　“醫乃仁術”，是傳統醫家對醫學價值的高度凝練，也蘊含“醫者仁心”的醫德倫理訴求。而愛民、利民、惠民、富民等民本思想是傳統“仁政”理論的核心，“仁政”也是傳統士大夫孜孜追求的理想善治。北宋名臣范仲淹少時禱告神靈，問日后能否當上宰相，卦象示以不能。范仲淹又禱告“不然，愿為良醫”。于是，就有了“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勵志名言。

　　良相與良醫的互通之處在于“仁心”這一價值基點。主政一方的官員身居要位，要求為官者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仁愛為民，德操清正。而醫者面對是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亦需懷揣普渡眾生的仁愛之心。晉代楊泉在《物理論》中指出：“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從心術到智慧，再到品行，對醫者的要求與對從政者的要求如出一轍。

　　以人為本

　　《黃帝內經》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寶命全形論》)南宋肖綱《勸醫論》有言：“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于命。”唐代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強調：“人命至重，有貴千金。”可見，中醫關注的核心始終是人。

　　“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于中醫學養生保健和疾病治療的整個過程。如中醫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養生保健思想。治療方面，中醫同樣秉持“以人為本”，認為先天稟賦、飲食、天氣等因素的不同，會導致不同個體的病理狀態存在差異，因此治療方案也應做出調整，正所謂因時、因地、因人制宜。

　　應之于治理，中醫以人為本的理念是社會治理的靈魂所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把以往的“管理”概念改成了“治理”。相比于“管理”，“治理”更加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當然，社會治理中的以人為本，不是以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的利益為本，而是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即“以人民為中心”。

　　上工治未病

　　治未病思想是古代醫者治病的最佳方案。治未病思想出自于《黃帝內經》，其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認為不“治未病”，不“治未亂”就好像口渴以后再去挖井，發生戰爭以后再去鑄造兵器，為時已晚。

　　“治未病”思想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瘥后防復。要求人們未病養生，防病于先;已病早治，防其傳變;瘥后調攝，防其復發。

　　可見，“治未病”思想的根本原則在于通過預先采取措施來防止疾病的發生與發展。同樣，作為領導干部，也應有“治未病”的觀念與智慧，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夏熱資皮，將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將矛盾化解在基層，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拆東墻，補西墻”的被動局面生成。如若“已病”，則須對癥下藥，終究不如治未病為上。

　　標本兼治

　　《黃帝內經》曰：“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者，是謂妄行”。(《素問·標本病傳論》)意為：要了解疾病“標”“本”之間的關系，如此就可正確治療、萬無一失，否則就是胡亂診治。《景岳全書·標本論》進一步指出“病有標本者，本為病之源，標為病之變”“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標本兼治觀點。

　　反腐倡廉需要堅持標本兼治。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堅持標本兼治，既認真解決“四風”方面的問題，又注重通過強化理想信念、規范工作程序、完善體制機制抑制不正之風。大量反腐敗斗爭的成功經驗表明，既要夯實治本的基礎，又要敢于用治標的利器。一手抓懲治，一手抓預防，兩手都要硬，是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的有效方法，是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的制勝之道。

　　順而人和

　　《黃帝內經》中岐伯有言：“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靈樞·師傳》)在岐伯看來，無論治國還是治家，都不可倒行逆施。所謂順，不僅僅是醫學上的陰陽、經脈、氣血的順逆，還指對待百姓時，要全心全意，尊重民心民意，不能獨斷專行。可見，“順”本質就是強調要和諧，強調政通人和。

　　國家治理亦是如此。所謂“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二字的威力不容小覷。歷史充分證明，誰能時刻謹記“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做到親民、愛民、為民、利民、富民、安民，誰就能得到人民真心的擁戴。

　　反觀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垮臺的根源，無不在于失去民心。這警示我們領導干部，干事創業一定要深入民心、傾聽民意。工作有沒有成效，不是看報告里寫了多少數據，而是看人民群眾是否擁護、贊成、滿意。要把為老百姓辦的好事落到實處，真正做到解民憂、解民怨、暖民心。只有這樣，民生工程才能贏得民心。

　　辯證思維

　　辯證思維的主要特征是堅持事物普遍聯系、世界永恒發展、矛盾對立統一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中醫的陰陽學說充分體現了中醫辯證思維的智慧。《黃帝內經》對此有詳細闡述。首先，陰陽雙方表現為相互排斥、彼此對立的關系。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其次，陰陽之間又是統一的，兩者相互依存。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此外，陰虛引起陽亢，陽虛引起陰盛，一方狀態的改變會引起另一方狀態的變化。陰陽雙方還互相滲透，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在進行戰略謀劃和處理各種矛盾關系時，也要注重運用辯證思維。首先，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必須正確處理好局部和整體的關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作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第二，世界萬事萬物都處于普遍聯系之中，必須堅持聯系的觀點看問題。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是相互聯系、不可割裂、辯證統一的關系。第三，在立足于全局、注重統籌兼顧的同時，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以重點帶動一般。第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體現了兩點論與重點論的辯證統一。

　　整體觀念

　　《黃帝內經》云：“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是中醫在分析人體健康狀況和疾病診治方面的一種重要思想。

　　在分析人體健康狀況方面，一方面，中醫學認識到人體與自然環境有著密切關系。如《黃帝內經》指出：“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則為溺與氣。”(《靈樞·五(癃)津液別》)可見，人體的津液流入和流出與自然界天氣和溫度變化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中醫學認為人體和自然一樣，有著共同的本質特征，遵循同樣的價值取向，故有“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論斷。如《黃帝內經》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素問·天元紀大論篇》)這里把天的五行、五位以及寒暑燥濕風之“氣候”，與人的五臟、五氣以及喜怒思憂恐之“情緒”一一對應起來。

　　在疾病診治方面，中醫強調要結合病因和證候，如四時氣候變化、病人稟賦強弱、年齡大小以及發病原因，證屬虛、實、寒、熱之別，患者的神色、脈搏、舌苔的表現等等，而不是孤立地看“病”或“證”。

　　中醫的整體觀念和現代思維方法中的系統思維頗有相似之處。所謂系統思維，就是把人們的實踐對象放在系統形式中加以考察，立足整體，圍繞目標，統籌全局的思維方式與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根據新的實踐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從強調“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到要求“樹立‘一盤棋’思想，把自身發展放到協同發展的大局之中”，再到提出“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等，都是系統思維運用的光輝典范。

　　中醫藥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中華民族豐富的治理智慧。在新的時代方位新的歷史征程上，應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引領，結合當代中國治理實際，發掘并凝練中醫藥文化所蘊含的治理精髓和治理基因，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實現傳統中醫藥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文化滋養。